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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秘书长有“新面貌”:系援疆干部
2021-06-01 20:30    来源: 未知      点击:

原标题:国务院副秘书长有“新面貌”:系援疆干部,此前任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人社部网站5月20日新闻,国务院任免国度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建波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建波此前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

今年5月12日,国务院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为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援疆干部

公然材料中,关于刘建波的介绍很少。政知君注意到,从各方报道看,刘建波曾历任国资委综合局局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等。

刘建波曾是援疆干部。

据《兵团日报》报道,在2008年9月,刘建波从北京到了新疆出产建设兵团,任兵团副秘书长,帮助兵团分管领导处理教导、科技、卫生、食物药品监管、人口打算生养、体育、红十字会工作的日常事务。

报道中提到,刘建波共援疆3年。3年里,他的脚印遍布兵团14个师和百余个团场;由他主持的多份调研呈文得到兵团引导的好评,在兵团制订相关政策办法中施展了主要作用。

此外,刘建波还应用在北京出差的机遇,屡次与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沟通、和谐,盼望通过政协渠道反映兵团社会事业发展中存在的艰苦,争夺全方位的支持。

2012年,中国青年网曾集中采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援疆办、兵团援疆办及多位援疆干部。当时,还刊发了国务院办公厅援疆干部刘建波近照。

刘建波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援疆干部)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平常,也很一般。只不过是由于所承担援疆任务的起因与情况各有不同,而在身份上显得有些特别。”

历任职务

在2013年7月,刘建波曾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办副主任”的身份缺席相干研究会。

2017年9月,他以“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局长”的身份到企业调研。

在2018年,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曾赴国办秘书一局,就办文办会办事等相关业务工作进行学习交换。当时主持座谈会的是刘建波,他的身份是“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当时,国办秘书一局会议一处、核文处、文电处和国务院总值班室相关负责同道先容了本部门工作职能、轨制建设、流程标准等,并答复了相关问题。

国办秘书一局

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办秘书一局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并非只有刘建波一人。

2015年5月孟扬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也是秘书一局局长。孟扬是国办的“白叟”,早年援藏多年。

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也曾担负过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2000年12月,时任国办秘书一局局长的徐绍史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后徐绍史又历任领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任等。

国办秘书一局是国务院办公厅内设机构。

《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国务院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工作。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

政知君留神到,在2008年,国办曾印发《对于印发国务院办公厅重要职责内设机构和职员编制划定的告诉》。

通知中提到,国务院办公厅为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

通知中提到,国务院办公厅设9个内设机构,其中秘书一局的职责是办理国务院全部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务及国务院领导同志内事运动、政府信息公开、文电收发运行和国徽印鉴管理、信息、档案、公文核稿、文印、机要通讯和机要文件交流、办公厅保密、《国务院公报》和《国务院大事记》编纂等方面的工作。

在刘建波履新前,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转任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依据官方表露的简历,高雨也在国办工作多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副局长、局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副部长级)等职务。

2019年10月,高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

“中央决定由我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我深感使命光彩、责任重大。”在2021年5月13日上午,高雨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参事室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会晤并介绍有关情况。

他说,缭绕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等职责义务,凸起重点,深刻研究新时期参事室、文史馆的职责使命,使参事室和文史馆尽力成为服务党和政府迷信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有力支持。

相关报道:

高层到底怎么决策? 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

2004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我分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赴任新岗位时,去向院里一位老领导求教,请他指导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迟疑满志的样子非但不激励,还严正地对我说“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示你实践程度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心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主意,认真虚心肠看、听、学和悟。”这个提示相称水平上端正了我对新岗位的基础心态,算得上是给我上了“入职第一课”。2011年我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行政工作阅历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也掌握不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而,我仍是谈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领会和感悟吧。

文 |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大众号“文明纵横”(ID:whzh_21bcr),原文首发于2021年5月8日,题目为《高层到底怎么决策? 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文章节选自《江小涓学术自传》,原题《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望智库观点。

1

高层的志愿和意志十分重要

那种各方面完整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未几,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压服,因此在充足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改革开放较早时代的决策过程我知之甚少,但一些重要决策若没有高层拍板决策,就难以冲破理念和利益的阻碍,也难以承担相应的改革本钱。

以近些年力度很大的环境保护措施为例,虽然恶劣环境事件一直产生,舆情反应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管理的诉求急切。但真的要举动时,就有很多担忧和疑难,例如影响了经济增加、增长了投入、承当了过多的寰球义务等。这些争辩各有情理和立场,道理还可以讨论,但破场不容易改变,说理并不能解决不合。况且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条件和论断并不雷同。

一方的观点认为,严厉的环境掩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正,影响经济效益好懂得,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求生涯品质,穷人却更需要增添收入,因此环境维护倾向富人的诉求。

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方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入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蒙受污染的种种恶果。终极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同一意识,而是最高层下信心必须解决严峻的环境传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定,尔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干出台和有效实施。再如近几年政府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联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然而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其有存在的理由,撒手会带来新的问题。

但高层领导认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动力,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和主要抵触,坚定推动,才使问题有了很大改观。

2

试点是我国推动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点

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看重试点,除了“尊敬地方和基层的教训、智慧和开创精力”这个基本理念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规模实测,察看实效和完美改革计划。大局部试点都属于此类。

第二,表明此事仅在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批准见者达成让步。

第三,容许地方就地取材推进改革。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基础不同,有些政策不必定合适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例如近几年的高考改革,需要地方有较好的工作基本和教育布局,因此就让被迫先改的省市先行试点。

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详细部分的“金蝉脱壳”,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高低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端“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形决议后续政策。

第五,还是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方法。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存在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

概括一下,试点可以积聚经验、测试效果、打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道路。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迄今不算主流。近几年政府推进“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门的权利消减了不少,极少数部门好像有通过“试点”来“设租”的迹象,生机不要构成新的势头。

试点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如斯重要,但是,学者们对试点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从理论分析角度看,试点效果好并不能得出大面积实施后的效果也同样好的结论。

例如,从局部试点到全局推开,是典范的市场均衡问题。小规模试点时改变的只是部分均衡,不会转变全部市场的性质,市场价钱能够被视为固定不变。但是全面履行后一定会导致全面均衡的改变,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或者因素供应的平衡,发生不同于小范围试点时的成果。

比方,当小范畴试点“政府私家配合搭档(PPP)”项目时,因为治理精致且关注度高,名目推动进程的可控性较好。而当大面积推开后,有可能呈现重大的好处输送或腐朽问题等。我本认为做这种“试点-推广后果差别评估”的研究应该不少,但实际上却很少能查到相似文献。

3

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

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议层往往会当真倾听和看待。记得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造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写给起草组的研讨讲演、看法和倡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以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需有本质性进展,不应当在个别性行业中与其余类型企业相竞争。

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有些情况绝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关部门觉得对事态和特定处理措施的成果不太有掌握,此时学者们剖析透辟的专业性提议会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有一段时光某种状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海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都不易断定,相关部门一时没有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清华大学的薛澜教学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切实推进了相关工作。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请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连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质疑,这种意见也轻易被决策者器重和接受。

近些年来,跟着信息公开程度的进步和网络遍及后公家抒发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常常受到批评质疑。例如在医疗改革过程中,不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专家不同意将根本保障水平定得高,不赞成将报销比例提得过高,就被批驳为缺少对患者的同情心。当初好像有一种偏向,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严和费解,或者用“两方面”来均衡。记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位专家都有明白意见,但公开讲时都讲“两方面”,我问他们的意见是“既要……,也要……”,还是“既要……,还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们想了想说是“既要……,更要……”,由此表白了他们的倾向性。

不外,我国学者仿佛较少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断定了政策目的之后,需要测验多重目标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腕是否适当和够用等。

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拟》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张罗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他感慨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我们都晓得应该树立保障系统,但账算不清晰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立场。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接洽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良多学术研究结果中受到过启示。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具体测算少。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适用性。

还有一种情形是,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天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准确。但是,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遇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现在有学者批评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努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发挥淘汰多余产能和落伍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累。

然而在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类似行为,国家之间有协作但更多的是博弈。 既有“嫁祸于人”,也有“为己筑坝”,为避免本国工业受影响而投人巨额资金,导致了全球性的货泉宽松。谁都知道这样做有问题,但都愿望让本国企业续命而他国的企业首先倒下。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宏大的债权链时,政府必定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涌现,未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舞。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比较完全、有测算、可操作、能防止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当然,专家们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4

肯定政府干预是否合理并不容易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我们40年繁华的源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容易不稳,因此调控的必要性强于稳固发展的国家。特殊是GDP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当干预企业的行动,也有为企业赋能的能源和才能,可能助推企业进入市场并加强其竞争力。

就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本日的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处所政府的诸多支撑。外资企业的态度跟观点就很有意思,它们长期受到地方政府较多有形与无形的关照,彼时并未指认这种做法不合乎市场规矩。最近几年咱们强调内外资平等候遇,一些外商就埋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我暗自想他们以前“找市长”就能搞定的诉求,今日也要按程序办理了。固然投资环境还须要进一步改良,但这种内外资同等的准则不错。从前多少十年,局势发展变更很快,后来人们责备的“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实行过久的“好”的政策。 所以原则上讲政府干涉要公道是对的。然而在每一件详细问题的处置上,有时候界限并不明白。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入。2009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培训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分辨接收两个月的培训,我担任团长。在哈佛期间,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是一门主课,以案例教养为主。第一堂课老师讲授几个案例后开始探讨,有一位市委书记上台说,“危机类型那么多,你们这一套太庞杂了,而且挂一漏万,我们很简略,只有书记到场,叫谁谁来,让谁上谁上,需要什么调什么,有预案也只是底线,现场要随机处理的问题太多”,而后还讲了一个本人城市的例子。此头一开,书记市长们纷纭登台讲述,后来几回的课堂就很热烈,连老师也感到很有趣,叫来助教一起听,认为中国另有一套体系和机制,有的时候很管用。

后来,有一位书记自得地告知我,上课还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很有理论高度”地讲了一次应急管理问题,大家都赞赏他有了“哈佛”水平。我就想起科斯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依然持之以恒地提,因为他信任当人们恳求上司给唆使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货色,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发生的事件果然如此。

起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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